第2课：尽显东方神韵的艺术瑰宝—中国古代雕塑艺术
一、教材分析
(一)教学目标
通过本课教学，使学生对中国传统雕塑的历史发展过程及其艺术特征有一个基本的了解，进而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并培养学生的传统文化意识。
(二)内容结构
本课内容较多，分成六个部分。第一部分对中国古代雕塑在艺术上的审美特征及各时期雕塑的主要特点作了明确的提示，指出了学习的意义。下面是对各个时期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进行具体鉴赏和分析。第二部分(一、神灵与意象化的陶鹰尊)是通过陶鹰尊来说明仰韶文化的特点。第三部分(二、装饰风格的青铜象尊)指出的是夏、商、周三代文化和艺术的特点。第四部分(三、宏大壮阔的兵马俑阵)以秦陵兵马俑为例来说明秦朝的艺术取向。第五部分(四、自然天成的霍去病墓石雕)是借助霍去病墓雕刻来例证汉代的艺术特征。第六部分(五、佛陀世界的石窟雕塑)是通过各地的石窟艺术来说明南北朝和唐、宋时期雕塑艺术的主要特征。
(三)教学的重点与难点
本课涉及中国古代雕塑的历史知识，重点是通过具体作品并结合第1课所讲内容了解和鉴赏中国古代雕塑各个时期的艺术特征。难点是如何在其历史沿革中准确把握和辨别各个时期雕塑艺术之间的异同。
二、教学内容资料
(一)课文资料分析
1. 中国古代雕塑艺术简况
中国古代雕塑是中国古代艺术精华。其在题材内容、形式风格、雕塑技法，以及所使用的材质上都具有鲜明浓郁的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如秦汉雕塑的粗浑、雄大，魏晋雕塑的健朗和潇洒，唐宋的丰富、端丽等。中国古代雕塑也充满了写意传神的特点，认真追究起来，很少有像古希腊作品那样符合现实中的真实标准的。它不侧重雕塑作品的表面和细部，更喜欢那种由外在形象所引出的感觉、意境，引发出一连串遐想的空间，把人们引向一个艺术世界。
中国古代雕塑题材一般都是陵墓雕塑、宗教雕塑和劳动生活及民俗雕塑。艺术门类有圆雕、浮雕、纪念性雕塑、案头雕塑、建筑及器物装饰雕塑等。雕刻材料也丰富多彩，除了青铜、石、砖、泥、陶等材料外，还有玉雕、牙雕、木雕、竹雕等。
(1)原始社会时期
中国原始社会雕塑大体上分为人像雕塑和动物雕塑两大类。这类作品以陶塑居多，也有少量石、玉、牙、骨等材料的雕刻；有圆雕，也有浮雕、线刻；有的是独立的雕塑作品，有的则是附加于器物盖或口沿、肩部的装饰物。这些作品普遍出现于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龙山文化、红山文化、河姆渡文化等南北各地古文化遗址之中。
中国迄今发现最古老的人像雕塑，属新石器时代氏族公社繁盛阶段的遗物。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是历年来出土原始社会人像雕塑较多的地区。人物形象主要有立体的全身像、头像、浮雕人面，以及塑于壶、瓶、罐等容器口部的人头像，以小型作品居多。早期作品形态粗简、夸张，随意捏塑的成分居多。裴李岗文化陶塑人头为迄今所知黄河流域年代最早的一件陶塑人像，属距今7000多年前的裴李岗文化遗物。甘肃出土的圆雕少女头像，脸型丰满圆润，五官部位安排准确，那微启的嘴巴仿佛正在娓娓地谈话，神态颇为优美，堪称中国原始社会人像雕塑的优秀代表。
动物雕塑大都是小型作品，表现对象是当时人们所豢养的禽、畜和狩猎对象，以及神话性质的动物。有些作品异常生动，如河姆渡文化的陶猪，湖北龙山文化的象、狗、鸟、兽等小陶塑，都能概括而传神地表现出对象的形体特征和活动情态。还有一些做成鸟兽形状的容器，如陶鹰鼎，神态猛鸷，造型的体积感很强。江苏吴江梅埝遗址所出的良渚文化陶水鸟壶，则光滑细长，眼小而机警，尾部为流口，微微上翘，既便于注水，又显示出水鸟翔于水边涯际的感觉。
(2)商、西周、春秋、战国时期
这个时期的雕塑作品主要是青铜礼器，以人和动物或神异动物形象铸为器形。这类器物具有重要的政治、宗教、礼仪的意义。
商代作品大多富于神秘、威慑的色彩，表现的是神化了的人与兽。如湖南出土虎食人卣(或称乳虎卣)，体形像一蹲坐之虎，口大张，双爪抱持一文身蹲坐的人。安徽阜南出土的龙虎尊，器身装饰纹饰分为三个单元，每面浮雕一首双身之虎，虎口下衔一屈曲四肢的文身人像。安阳殷墟出土之司母戊鼎耳上和妇好墓出土的妇好钺上，均饰有侧身相对之双虎，张口，合衔一人头，属造型精美的代表性器物。湖南出土的四羊尊，器形庄严华美，器腹四角为立体的羊首，羊身饰以繁简得体的华冠鸟纹，是立体动物造型与实用器物造型达到完美结合的成功作品。
西周以后，风格趋于写实，现实的、理性的因素有所增长，主要有刖刑奴隶守门鬲。已知的有两件，都是将人物置于具体的生活环境中表现。一件作屋形，正面有门，左扇门外铸一守门的奴隶，裸身，头后有髻，刖去双足；另一件亦作屋形，左扇门外铸一裸体刖去左胫的男性守门奴隶。这两件作品直接表现了西周奴隶制社会残酷的阶级压迫关系。春秋、战国时期，雕塑转向于繁缛华美，追求装饰性。如陕西出土的一尊犀牛的躯体特征、动态，以及雕塑的体量感都得到了充分的表现，表现了高超的写实技巧。湖北随州曾侯乙墓的6个钟口铜人是战国人物雕塑的代表作。铜人束带、佩剑、着彩绘的褶裙，用头与上举的双手承托编钟的横梁。这类武士装束的铜人被表现得肃穆、刚毅、有力。商周时期还有很多玉石、牙、骨等材料雕刻的小型装饰性雕塑作品和陶塑、木雕作品。如商代妇好墓出土的玉人、玉人头雕刻，是研究商代社会生活、服饰等问题的珍贵资料。
(3)秦汉时期
秦汉时代雕塑艺术空前兴盛。秦统一六国以后，曾收缴天下兵器，聚于咸阳，销毁后铸成12个铜人，毁于前秦时期，为见于记载的最早的大型金属雕塑。1974年在陕西临潼秦始皇陵以东发现的兵马俑雕塑群，共有7000余件，与真人、马等大，分置于3个坑中。秦俑雕塑群以巨大的体量和数量、群体的组合、气宇轩昂的形象，造成震撼人心的艺术感染力。在人物和车马的塑造上表现出力求模仿生活真实的倾向，发式、服装的很多细节表现得非常具体，军士佩带的兵器用的是实物。塑造的基本方法是模制与手塑相结合，入窑烧制后再加彩绘。在秦始皇陵地下甬道中还发现两辆彩绘铜车马，大小约相当于实物的一半，制作技艺精工。
秦兵马俑的格局为西汉以后所承袭。江苏徐州狮子山出土汉楚王墓的随葬俑群数量更多。甘肃张君将军夫妇墓出土的铜奔马，表现一匹飞奔的骏马，一只后蹄踩住一个展翼飞翔的鸟，造型完美，具有丰富的艺术想像力。汉代重视驯养良马，墓葬随葬的马匹雕塑造型多取扬蹄嘶鸣的动势。汉代各类材料制作的俑，对于现实生活有了更进一步的反映。如四川出土的击鼓说唱俑，动作至为传神。山东出土的舞乐杂伎陶俑群，手法自由，神态生动。一些表现宫廷侍女形象的女俑，表情端庄矜持，其对内在性情的刻画，是此前所未曾有过的。
西汉大型雕刻的代表作是霍去病墓的动物石刻。作为将军生前为国立功的战场──祁连山的象征，墓上散置各种现实生活中的野兽和神怪的幻想动物形象，与大自然环境结为一体，充溢着生命力。这些作品雕刻手法异常简练概括，利用了石材的自然形态，略加雕凿，便生动地呈现出不同动物的神态，形式博大、雄浑。
(4)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
这一时期雕塑发展上的一个重要现象是随着佛教的兴盛而出现的大规模的营造石窟寺的活动。中国几个最大的石窟群如敦煌石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麦积山石窟等，均开凿于此一时期。营造石窟风气以北魏为最盛。北朝营造的石窟广泛分布于山西、河南、甘肃等地区，南朝石窟则仅存南京栖霞山一处。主要的造窟工程是以皇室或勋臣贵戚名义，动用国家资金和营建力量兴造的，工程浩大、宏伟。
分布于南京及其附近地区的宋、齐、梁、陈四代帝王及王侯陵墓的31处石雕群，其组合关系为成对的石兽、石柱与石碑。置于帝陵前的石兽有角，称天禄或麒麟；王侯墓前的石兽无角，称辟邪。其造型自汉代墓前大型石兽脱出，而趋向于劲健、华丽。兽作行进姿态，颈部很长，头向后仰，其影像与弓屈的背部形成一个极富于力度的S形曲线。身上有翼，并有流畅而华丽的线刻花纹。
北魏以后随葬俑群，主要包括镇墓俑与镇墓兽、出行仪仗、奴婢和伎乐等。一个墓中随葬俑群数量由数百以至千件以上。其造型早期粗犷，北魏太和以后趋向清瘦修长，到北朝晚期又转向丰圆，其审美趋向的变化，大体与石窟寺造像的变化相一致。
(5)隋唐时期
北朝晚期的东、西魏和北齐、北周晚期是雕刻艺术发展中的过渡阶段，历隋、初唐，至高宗、武后以至玄宗时期(约为7世纪后期至8世纪前期)，达到中国雕塑史上的鼎盛期。
唐代雕刻艺术的成就，首先表现在石窟艺术方面。一些重要的早期石窟，唐代都续有大规模的开凿。其代表性作品为雕成于高宗、武后时期的龙门石窟奉先寺石刻造像。本尊卢舍那大佛面相庄严、睿智，气度非凡，是唐代盛期强大国势与充满活力和自信的时代精神在雕塑艺术上的反映；弟子、菩萨、天王、力士形象各自体现着宗教艺术类型化表现的具体要求。9尊造像之间的组合关系、尺度的权衡、动静的呼应，为适应大型雕像与膜拜者之间的距离和观赏角度而在造像身躯比例上所作的调整，以及雕刻手法的流畅、自然，都表现出古代雕刻家创作大型石刻的丰富经验，也标志着民族的宗教雕刻艺术的完全成熟。
唐代雕塑家创造了一系列与时代审美风尚相一致的宗教艺术形象。陕西、河南、山西等地出土的与真人等高的石雕菩萨立像，敦煌莫高窟第159、194等窟的彩塑菩萨像，都女性化了，造型以当时贵族妇女形象为参照，丰颐长目，体态婀娜，表现出超出了宗教氛围的富贵气息。
唐代陵墓石刻群的主要部分集中于陕西关中地区，大都因借山势，整体布局宏大，是雕刻群与自然环境有机结合的成功范例。配置于神道的石刻主要由华表、飞马、朱雀、鞍马及驭者、石人、碑、群像、石狮等组成，在雕刻手法上注重整体的单纯、完整和置于山岗之上的影像效果，以数量上的参差、重复，体量的变化，形成节奏感，作用于谒陵者的心理，在行进过程中，不断增强对于整个陵区的崇高印象。石刻代表作品有献陵的石犀，昭陵的六骏，顺陵、乾陵的石狮等。
俑类作品在隋唐时期也达到新的艺术高度。制作材料有泥、木、瓷、石等多种材料，以黄、褐、蓝、绿等釉色烧制而成的三彩俑数量众多，特别能够代表俑类作品新的塑造水平。在侍女、文吏等形象的塑造上，热衷于表现人物处于具体情节之中的特殊神态和动作。妇女形象由早期的窈窕转向丰腴，面相圆润，神情恬适、慵懒，长衣曳地，是唐代艺术中表现妇女理想美的典型样式。以佛教天国形象塑造的镇墓俑，神采飞扬，动中有静，夸张而有分寸。对于马与骆驼等动物形象，注重描写具体性与生动性，多表现处于精神亢奋状态中的动势。唐代著名雕塑家有杨惠之，以长于塑造具体人物达到传神地步而著称。
(6)五代、宋、辽、金时期
五代雕塑作品保存下来的较少，代表了由晚唐以来过渡时期的艺术风格。世俗题材和写实风格的发展，在宋代宗教雕塑和墓室雕刻、俑类作品中都有明显的表现。大足石窟中八菩萨像庄严婉丽，数珠手观音丰姿绰约，是宋代佛教造像的精品。宝顶山的父母恩重经变相、地狱变相、牧牛道场等摩崖造像，则充满了生动的人情世态。山西太原晋祠圣母殿的侍女像，山东长清灵岩寺、江苏吴县紫金庵的罗汉像，被造成具有内心活动特征、更接近于现实生活中真实人物的宗教形象。一些罗汉像被塑造成睿智、有异禀的哲人形象。此外，福建泉州老君石雕像，是古代重要的大型道教造像。北宋陵墓石刻的主要部分在河南巩县，主要由望柱、象及驯象人、瑞禽、角端、鞍马及驭者、虎、羊、蕃使、文武大臣、狮、镇陵将军、宫人组成。
(7)元、明、清时期
元代以后雕塑艺术成就突出地表现在宫廷、皇家园林的环境雕塑方面。元代存世的重要作品居庸关云台浮雕护法天王、十方佛、千佛等石刻，杭州飞来峰密宗石刻等表现了共同的时代风格。元代著名的雕塑家有生于尼泊尔的阿尼哥和他的学生刘元。元代还留下有关雕塑史料的著作《元代画塑记》。
明、清两代建筑雕刻的精华荟萃于故宫建筑群和天坛、北海、颐和园、圆明园等皇家坛庙、园林。故宫天安门前的华表、石狮，宫廷内主体建筑三大殿白石须弥座上浮雕云龙、云凤的望柱，圆雕的螭首，能燃香的铜龟、鹤等，都对烘托宫殿建筑的庄严、辉煌，增加局部艺术气氛起着重要作用。保和殿后长近17米、宽3米多的下层石雕御路，浮雕着蟠龙、海水江涯与各种图案，布局宏伟，雕刻精湛，是明清石雕艺术的杰作。建于大同、北京故宫、北海的琉璃九龙照壁，故宫内的鎏金铜龙、凤、麒麟、狮、象等动物雕塑，也各以不同的材质和丰富多样的造型点缀和调节着宫殿群的气氛。
明清陵墓石刻保存较完整，主要有南京明孝陵石刻、北京明十三陵石刻群，河北遵化的清东陵、易县清西陵多组石刻群。
明朝时期玉、石、竹、木、陶瓷、金属、牙、骨等材料制作的工艺美术品和民间建筑、器用装饰中有很多非常优秀的雕塑作品，如福建德化的瓷塑观音等。清末天津张明山的民俗题材和肖像泥塑达到很高的写实水平。
2. 中国三大石窟
(1)云冈石窟
云冈石窟位于山西省大同城西的武周山麓，东西绵延长达一公里左右，现存主要的洞窟有53个，110多个小龛，大小造像51000余尊。石窟沿山开凿，分东、中、西三个部分。整个石窟群规模宏大，雕刻精细，是中国古代最大的石窟群之一。
云冈石窟以其气势雄伟、内容丰富多彩的石刻造像著称于世。窟中最大的佛像高达17米，最小的佛像高仅几厘米，各种造像生动活泼，栩栩如生。云冈石窟的雕刻艺术继承了秦汉时代的艺术成就，吸收了外来艺术的精华，具有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它对后来的隋、唐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中国艺术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云冈石窟中开凿最早的是昙曜五窟，此窟的气魄也最为雄伟。第五、第六和五华洞石窟内容丰富多彩，是云冈雕刻艺术的精华所在。第五、第六窟是连在一起的一组双窟，窟前有清顺治八年(1651年)所建的五间四层木构楼阁，琉璃瓦顶，蔚为壮观。第五窟的窟形是椭圆形草庐式，有前后室，后室中央有云冈石窟中最高的坐佛，高17米。四壁雕满了佛龛造像，顶部有飞天的浮雕，线条十分优美。第六窟的平面近方形，中央雕有两层方形的塔柱，高15米，下层四面雕有佛像，上层四角各雕九层出檐的小塔，其余各壁雕满了佛、菩萨、罗汉等像。顶部雕有33天神和各种骑乘。环绕塔柱和窟的东、南、西三壁刻有33幅描写释迦牟尼从诞生到成佛的故事。此窟是云冈石窟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处石刻。
五华洞编号分别为9、10、11、12、13窟。第9、10窟是一组双窟，平面近方形，皆分前后室。前室的南壁凿成八角列柱，东西两壁上部、后室门楣上有精雕的植物花纹图案。第11至13窟组成了一组。第11窟正中凿出方柱，四面上下开龛造像，东壁上部有北魏太和七年(483年)的造像题记。第12窟前室北壁和东壁雕三开间仿木构的殿宇和屋形龛，窟顶雕乐天，手持排箫、琵琶、箜篌、鼓、笛等乐器，载歌载舞，神态飘逸，雕刻中的乐器是研究音乐史的重要资料。第13窟正中雕刻一尊高13米的交脚弥勒菩萨，右臂下雕四臂托臂力士，构图十分奇特。南壁的门拱上雕刻着7尊站立的佛像。五华洞的石雕刻艺术造型丰富多彩，为艺术、历史、书法、音乐、建筑等的研究提供了很多形象资料。
东部窟群编号1—4窟，都是塔洞。第1、2窟开凿的时代相同，洞内中央雕造方形的塔柱，四壁浮雕五层小塔和屋宇殿堂，这些都是研究北魏建筑的重要资料。第3窟是云冈石窟中规模最大的洞窟。前立壁高约25米，分前后室。后室的正面两侧雕刻有一佛二菩萨，雕像面貌圆润，肌体丰满，从雕刻风格和手法来看应该是初唐的作品。
西部窟群的编号是从21到53窟，还有一些没有编号的洞窟，大都是北魏太和十八年(494年)以后的作品。这些窟中的佛像造型比较清瘦，多有傲然凌风之感。藻井中的飞天比早一些的飞天要飘逸洒脱一些，与龙门石窟的雕刻艺术风格比较接近。
(2)敦煌石窟
中国甘肃省敦煌一带的石窟总称，包括敦煌莫高窟、西千佛洞、安西榆林窟、东千佛洞及肃北蒙古族自治县五个庙石窟等，有时也专指莫高窟。
莫高窟在今甘肃省敦煌市中心东南25公里的鸣沙山东麓的断崖上，创建于前秦建元二年(366年)，历经北凉、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元等朝代相继凿建，到唐时已有1000余窟龛，经历代坍塌毁损，现存洞窟492个，保存着历代彩塑2400多身，壁画4.5万余平方米，唐宋木构窟檐5座。
西千佛洞在今敦煌市中心西35公里南湖店附近党河北岸断崖上，创建时代晚于莫高窟，现存洞窟20个，计有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元等时代。洞窟形制与莫高窟相同，塑像多经后代重修。五代彩塑十六罗汉像，为西北地区石窟所不见，惜多已残损。
榆林窟在今安西县城西南70公里踏实河穿流的峡谷两岸，现存唐、五代、宋、西夏、元、清各时代洞窟41个，洞窟形制与莫高窟大同小异，前室及长甬道是其突出特点。
东千佛洞在今安西县城东南约70公里桥子乡的荒谷中，现存洞窟23个，有壁画者仅8窟，包括西夏、元、清等时代。开窟创建时代早于西夏，主要有穹庐窟、中心柱窟、覆斗藻井窟。塑像保存不多，计有说法像、思维像和高僧像等。
五个庙石窟在今肃北蒙古族自治县城南20公里党河上游的峡谷中，原有5窟，现存4窟，据中心柱形制看，创建于北朝晚期，现存洞窟多为五代、宋，西夏、元时改修，塑像无存，壁画主要有各种经变佛像和密宗图像，由于遭到烟熏等人为的破坏，没有一个洞窟壁画完整，只有个别画面保存尚完好。
敦煌石窟中以莫高窟建窟最早，内容最丰富。敦煌石窟上起十六国，下迄清，1000余年连续不断，形成了具有独特民族风格的敦煌石窟艺术体系。莫高窟的彩塑一般可分为三个时期：
发展期，包括北凉、北魏、西魏、北周4个朝代。主要内容有弥勒像、释迦多宝并坐像、说法像、禅定像、思维像以及表现释迦牟尼生平事迹的苦修、降魔、成道、说法等像。佛像一般都有侍从菩萨组成一佛二菩萨的形式，早期多以弥勒(菩萨或佛像)为主像，以圆雕表现，主要侍从菩萨和弟子，头为圆雕，身躯为浮雕，飞天、千佛则为拓模影塑，其余圣众以壁画形式表现，互相配合，形成和谐的整体。
极盛期，包括隋、唐两个朝代。隋唐时代多为圆雕，一般均在正壁大龛中或中心佛床上列置群像，少则3身，多至11身，内容有三世佛、三身佛、七世佛、弥勒佛、阿弥陀佛、释迦牟尼、观音、势至、阿难、迦叶、四大天王、金刚力士、供养菩萨及高僧像等，特别是第96窟初唐的北大像、第130窟盛唐的南大像以及第15窟中唐的大型涅像，为中国巨型彩塑像遗存之最完美者。隋唐彩塑逐渐趋于写实，面相丰满，比例适度，姿态优美，神情庄静，表现了各自不同的“情性笑言之姿”。佛像的庄严仁慈，天王的威武睿智，金刚力士的勇猛有力，迦叶的沉着老练，阿难的聪俊智慧，菩萨的温柔娴雅，各有不同的神情风采。菩萨形象明显地开始女性化和进一步世俗化。
衰落期，包括五代、宋、西夏、元等4个朝代。此时瓜洲曹氏画院集中了一批打窟人、画匠和塑匠，专门从事开窟造像。但现存完好塑像不多，成铺群像较完整者有第261(五代)、55(宋)等窟，造型仍保存晚唐遗制，艺术风格也承袭唐代余风。
(3)龙门石窟
龙门石窟位于河南洛阳城南25公里处的龙门山，开凿于南北朝北魏孝文帝太和十八年间(公元494年)，后经东魏、西魏、北齐、隋、唐和北宋数代营造，遗留下了大量的艺术珍品。现存窟龛2100多个，造像10万余身，碑刻题记3600多品，佛塔40余座。
北魏孝文帝太和十八年，北魏的都城由平城迁往洛阳，于是洛阳附近的龙门成为又一个皇室开窟造像的中心。孝文帝及其后的孝武帝和孝明帝，在龙门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营建，开凿出了以古阳洞、宾阳洞、莲花洞为主石窟群的一系列洞窟，形成了龙门石窟建造史上的第一个高潮。此后，由于连年的战争，石窟的营建日趋衰落，直到一百余年后的唐代才又重新兴盛起来。从唐太宗到唐玄宗的百余年间，造像活动一直不断，开凿了以潜溪寺、敬善寺洞、宾阳北洞、奉先寺等为主体的石窟群，掀起了龙门石窟开凿史上的第二个高潮。这以后，中原地区兵祸不断，龙门地区日趋冷落，造像活动虽然仍在持续，但都已不足盛道了。
古阳洞位于龙门西山南部，是龙门石窟中开凿最早的。它原为天然石灰岩洞，后被加工为椭圆形平面、穹窿顶的石窟。正壁雕一佛二菩萨二石狮，南北两壁各凿三层像龛，雕有飞天、佛传故事和礼佛图等。
宾阳洞位于龙门西山北部，是龙门石窟中继古阳洞后开凿的第二大窟，在北魏龙门石窟中最有代表性。原计划修建三窟，但耗时23年，动工802366人次，仅完成了宾阳中洞。不久北魏即告覆亡，南北二洞在隋唐时期完成。宾阳中洞平面呈马蹄形，穹窿顶，尖拱形门，正面塑一佛二弟子二菩萨，南北二壁各为一佛二菩萨，洞门外两侧各有一力士，侧壁有佛传故事和著名的帝后礼佛图浮雕。
除了此二窟外，在北魏时期开凿的主要洞窟还有莲花洞、火烧洞、石窟寺、普泰洞和天统洞等。由于孝文帝迁都后，大力推行汉化，此时的雕像都带有明显的汉族本土文化的特征。同时，因为佛教的进一步兴盛普及，在龙门石窟洞壁的浮雕上，出现了以多画面来表示一个完整佛教经传故事的艺术手法，具有很高的欣赏价值。
唐朝初年的经济繁荣使得龙门零星持续百余年的开窟造像活动再次活跃起来。潜溪寺位于龙门西山北端，是唐代开凿的第一个洞窟。它的平面呈马蹄形，穹窿顶，内雕一佛二弟子二菩萨和二天王，尤其菩萨像更是唐代造像中的上品。奉先寺位于龙门西山南部山腰，是龙门造像中规模最大、整体设计最严密、艺术水平最高的一处。它坐西向东，高约40米，宽30米，深35米，雕有卢舍那大佛、二胁侍菩萨、二弟子、二金刚和二天王。
唐代，佛教在中国达到了空前的普及，佛已不再是可望而不可即，佛教形象也因此被普遍地世俗化，神性的削弱和人性的增长使得唐代佛的形象更富亲切感。同时，构图上的创新，更加富于立体感的艺术手法，都使唐代作品在写实风格上达到了新的高度。
自唐玄宗后期“安史之乱”起，中原地区深陷在不间断的战火中，耗费了大量的人力和财力，大规模开窟造像的活动逐渐转向了相对安定富庶的四川地区。因此，尽管龙门地区仍有零星的石窟在开凿，但已日趋衰微，延续到北宋年间终告消失了。
龙门石窟是中国雕塑史上的珍品。尽管千余年来的风吹日晒和人为破坏，尤其是清末和民国年间中外强盗和奸商不断将佛像和浮雕凿下盗卖至国外或毁坏，使得石窟中伤痕累累，但它至今仍然以惊人的艺术魅力吸引着每一个热爱艺术的人。
3. 其他石窟
(1)麦积山石窟
麦积山，地处天水市东南方50公里的北道区麦积乡南侧，是西秦岭山脉小陇山中的一座孤峰。其原是一个完整的山体，唐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5年)，天水一带发生强裂地震，整个窟群便分为东崖和西崖两部分。东崖现存洞窟54个，西崖140个。由于麦积山石质皆为紫褐色之水成子母岩，不宜精雕细镂，所以大多采用泥塑和绘画。这里荟萃着后秦、西秦、北魏、北周、隋、唐、五代、宋、元、明、清等十几个朝代的塑像7200余身，壁画1000多平方米，分布在194个洞窟里，与敦煌莫高窟、大同云冈石窟、洛阳龙门石窟一样，有着珍贵的艺术宝藏。如果就艺术特色来分，敦煌侧重于绚丽的壁画，云冈、龙门著名于壮丽的石刻，而麦积山则以精美的塑像闻名于世。
麦积山高达142米，崖阁、摩窟、摩崖龛、山楼、走廊多凌空凿于20～70米高的悬崖峭壁上。石窟窟形有人字坡顶、方塌四面坡顶、拱楣、穹顶、方娟平顶、方楣覆斗藻井、方形平顶等。据记载，当年开凿石窟时，从下堆积木材，堆到高处，然后施工，营造一层，木材拆除一层，直到山脚。故当地流传有“砍完南山柴，修起麦积崖”，“先有万丈柴，后有麦积崖”的民谣。
(2)大足石刻
中国的佛教石窟。分布于四川省大足县城西南、西北和东北的山区，今存石刻造像约5万身，共40余处。其中特别重要的有北山、宝顶山、南山、石篆山、石门山、妙高山、舒成岩等10余处。北山和宝顶山的摩崖造像最具有代表性，它反映了晚唐、五代至南宋时期石窟艺术的发展面貌。
北山，古名龙岗山，位于县城西北25公里处。北山的佛湾是大足县最早创建的石窟摩崖造像群，始于晚唐昭宗景福元年(892年)，经五代至南宋绍兴(1131—1162)年间为开凿的最盛期，历时250多年。除佛教造像窟龛，还有经幢、塔龛、官吏纪念像、线刻画等共编290号(包括明、清及近代题记)。
宝顶山，在县城东北17.5公里处，山顶有圣寿寺，造像以寺西北山谷中的大佛湾和寺东面的小佛湾为中心，共有石窟摩崖造像18处，尚有10余处仅有零星作品。宝顶山石刻雕凿年代约在南宋淳熙至淳祜间，历时70余年，由宋代名僧赵智凤经营开凿。大佛湾长约280米，崖面高15～30米，共有3l组大型雕像及记载宝顶山造像由来和佛教密宗史实的碑刻、题记、舍利塔等。小佛湾雕像刻在宽16米、进深8米的平台上，和用条石砌成的壁面及石屋中。宝顶山是留存至今的中国惟一的一座佛教密宗石窟寺。
编号20的地狱变相摩崖造像，除地藏菩萨及十冥王相外，地狱变相分18组，有刀山、镬汤、寒冰、黑暗、截膝、饿鬼、粪秽等地狱。其中众多的受难者刻画得十分生动，如刀船地狱中的《养鸡女》，雕刻的是一个善良的妇女养鸡不杀的浮雕，用以劝善。这是一件造型相当别致的高浮雕作品，妇女面貌丰润，头戴遮阳圆帽，身穿对襟小袄，一副宋代女子装束。
编号22的十大《明王像》，位于21号摩崖的底层。明王神态威猛，身体健壮，两眼圆睁，眉头耸起，嘴咬左拳。
编号30的《牧牛图》，依山崖自然的高低起伏雕凿。系以牧牛各种方法比喻“修行禅观，调伏心意”的过程，分未牧、初调、受制、回首、驯伏、无碍、任远、相忘、独照、双忘10段。作者用了极为自由的手法，刻画了崎岖的山路上、幽静的林泉间，牧童和牛的各种生动意态，既阐发了一种禅观哲学，又表现了田园般的诗意。
(二)作品分析
走狮(石灰岩，高305厘米，长345厘米，陕西咸阳陈家村武则天之母杨氏顺陵)唐
武则天之母杨氏死于唐咸亨元年(公元670年)，以王礼葬之，当时其墓不称陵，武则天即皇位，改墓名为明义陵，后又改称顺陵。唐睿宗和唐玄宗时先后两度废陵之称号，但习惯仍称顺陵。顺陵规模相当庞大，所存石刻数量也颇多，有羊、马、侍者、狮子和天禄共三十余件，其中以狮子和天禄最为精彩。
《走狮》刻画的是顺陵南门神道侧的石雕雄狮。雄狮昂首伫立，躯体魁伟，四肢粗壮，张口作怒吼状，头部和鬃毛的处理较精细，并具有装饰意味。躯体四肢则概括洗练，着重大的团块结构。整个造型巨细和谐，气势非常雄壮。
奔马(青铜制，高345厘米，长45厘米，宽10厘米，出土于甘肃武威雷台墓，现收藏于甘肃省博物馆)汉
骏马在中国古代是作战、运输和通讯中最为迅速有效的工具，强大的骑兵也曾经是汉朝反击匈奴入侵、保持北部地区安定必不可少的军事条件，所以汉人对马的喜爱超过了以往的任何一个朝代，并把骏马看作是民族尊严、国力强盛和英雄业绩的象征。因此，大量骏马的形象出现于汉朝雕塑和工艺作品中，其中最令人赞叹的就是这件举世闻名的《奔马》。
这匹正撒开四蹄飞奔的骏马体态矫健，昂首甩尾，头微微左侧，三足腾空，只有右后足落在一只展翼疾飞的龙雀背上。骏马粗壮圆浑的身躯显示了它强大的力量，但其动作又是如此轻盈，以至于人们似乎忘记了它只是通过一足就将全身重量都放在了一只小小的飞燕身上。它嘶鸣着，额鬃、尾巴都迎风飘扬，充满了“天马行空”的骄傲；飞燕似乎正回首而望，惊愕于同奔马的不期而遇。这简直就是古人“扬鞭只共鸟争飞”诗句的真实再现！
骏马体型的每一部分都异常完美而匀称，姿态动感强烈，同时也保持着精确的平衡。雕塑的重心显然经过了极其周密的计算，稳稳地落在踏鸟的一只足上。作为具有三维空间的圆雕作品能取得如此非凡的艺术效果，作者想像力之卓越、构思之新颖以及铜铸工艺运用之巧妙，都令人惊叹不已。
《奔马》是汉代艺术家高度智慧、丰富想象，浪漫主义精神和高超艺术技巧的结晶，是我国古代雕塑艺术的稀世之宝。
唐三彩女立俑(陶)盛唐时期作品
唐三彩是中国唐代烧制的一种低温多彩的铅釉陶器。它是唐代陶瓷工艺在对多种金属氧化物的呈色原理有了一定认识的基础上，进而在铅釉陶中加进铁、铜、钴、锰等不同的金属氧化物，而烧制出的集黄、赭、绿、白、蓝等色中的一色、二色或三色于一器，甚至也有五色的低温釉陶，即唐三彩。
所谓三彩，乃含多彩之意。唐三彩一般由黄、绿、白三种色釉组成，蓝色则出现较晚。唐三彩各种不同釉色的显现，在呈色配方上，掺入适量的氧化铜就能烧成绿色，氧化铁烧成黄、褐两色，而蓝色则是加入氧化钴所致。钴金属作为着色剂，是唐三彩烧制匠师们的一大贡献，用它来装饰器物，不仅丰富了唐三彩的色釉品种，更为重要的是对后来的青花瓷器所用的彩料，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
唐三彩具有淋漓、变幻的色彩效果。其制品分为器皿和俑两大类。器皿类有壶、罐、瓶、尊、碗、盘、杯、枕及文房用具等，几乎囊括了当时日常生活用具的各种类型。器皿的形体圆润、饱满，与当时的瓷器形成统一的风格，造型上体现了唐代艺术丰满、健硕的时代特征。俑类又分为人物和动物两种，前者有文官武士、男女侍从、胡人、贵妇、乐舞人像等，涉及广泛的社会阶层。人物造型精练概括，能刻画出不同民族、阶层人物的性格和特征，一定程度上揭示出人物的社会本质。后者以马和骆驼最出色，比例准确，结构分明，形体转折起伏，完全符合解剖规律。
唐三彩的烧制始于初唐，至盛唐因厚葬之风盛行，达官贵族为夸耀其财富和追求奢侈的排场，在丧葬中专门用唐三彩来装点死者，西安、洛阳等地的唐墓中往往一墓出土的唐三彩多达百余件以上。社会风尚所趋极大地刺激了唐三彩的发展，产量也因之激增。“安史之乱”后，随着唐代国力的衰退，唐三彩的烧制也逐渐走向衰微。这座唐三彩女立俑着袒胸大袖衫襦，衫腰高至胸部，这是当时妇女喜好的一种服饰。仪容端庄大方，面容丰满，身体比例适中，衫裙褶皱流丽顺畅，人物神情也刻画得微妙动人。
鹰尊(陶制，高36厘米，中国原始社会仰韶文化雕塑，1957年陕西省华县太平庄出土，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新石器时代
此尊从一成年女性的墓葬中出土，随葬品甚丰厚，说明墓主人在氏族中有特殊地位。这只尊采用了鹰的造型，灰黑色，双目瞪视，威严浑厚，栩栩如生，无论从哪个角度观赏，都能感到慑人的威猛气势。它收起双翼站立着，双足与尾部着地，造型简洁有力，充满了浑厚的体积感。作者通过艺术夸张和变形，既保持并强化了它们各自所固有的形神特征，又与陶器的工艺造型取得了和谐的统一，从而成为新石器时代雕刻艺术不可多得的珍品。
象尊(青铜，高228厘米，长265厘米，重277千克，现藏湖南省博物馆)商
商、西周青铜器中的鸟兽形器物出土较多，其中以1975年出土于湖南省醴陵县狮形山者尤为著名，该象尊便是醴陵县狮形山出土文物。该尊作站立状，造型生动精美，形体圆浑饱满，四腿粗壮有力。背部有口，长鼻上卷，鼻中空，与腹部相通。鼻端塑作凤首形，顶部塑一卧虎，与象额部的一对盘曲的蛇相对，象身布满三层花的装饰花纹，耳下为鸟纹、兽面纹，前腿饰侧立虎纹，后腿饰兽面纹。
秦始皇陵兵马俑(陶制群雕，出土于陕西临潼)秦
俑，是我国古代墓葬中摹仿人形而制作的一种随葬品，最早起源于东周，在秦汉和唐代最为盛行，其中陶俑的数量最多，艺术价值也最高。由于俑是代替活人殉葬的陪葬品，而早期的殉葬者都是社会下层人物，俑的形象无疑是当时现实生活的写照，体现了时代的风貌，并具有创作自由、生动活泼等特点。它在中国古代雕塑艺术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也是中国古代雕塑区别于西洋雕塑的一个重要类型。举世闻名的陕西临潼秦始皇陵兵马俑坑出土的数以千计的陶俑就是这种艺术最杰出的代表。
整个秦始皇陵兵马俑坑占地面积达20000多平方米，其中以一号坑最为壮观。这一俑坑位于秦始皇陵东侧约15公里处，占地14000多平方米。在青砖铺底的地面上排列着面向东方的陶俑和陶马多达6000余件，组成了一个由战车、步兵相间排列的严整方阵。二号俑坑面积也达10000多平方米，有兵马俑1000多件，是由战车、骑兵、弩兵和步兵等兵种组成的混合阵容。三号俑坑面积约520平方米，有战车一乘，武士俑68个。二号和三号坑中间还有一条面积近500平方米但没有放置陶俑的坑。这四个坑的位置完全符合古代兵书的布阵原则，布局严谨而完整，场面恢宏壮观，气势磅礴，令人叹为观止。它是中国统一后秦王朝强大武力的象征，也是当时生机勃勃的时代特征的完美体现。
然而，这数以千计的大型陶俑，不仅在宏大的气势上给人以深刻印象，而且还在人物形象的刻画上表现出极高的写实技巧。这些陶俑一般高约180米，最矮的也有175米，最高的则达2米。它们几乎包括了各个等级和兵种的古代军人，从容貌到服饰上都不相同，形象极其生动自然，并且体现出因地域不同而具有的生理面貌上的细微差别和人物丰富的性格特点。同时，这些多样的容貌和性格，又都融合在全军庞大雄壮的气势之中，形成了高度的统一感。阵营中的陶马则以其矫健的肢体和警觉的神态显示了我国古代雕塑家对动物塑造的高超技术和深厚的工艺传统。从散落在周围的腐烂的木头和青铜遗迹来看，所有这些陶俑原本都装备了实战中使用的矛、戈、剑和弓弩等兵器。可以想象，陶俑刚完成时那刀枪林立、全副武装的庞大阵营该是何等的辉煌和壮观啊！这些雕像虽然都是类型化的人物，但并不千篇一律，几乎每一件陶俑都有其典型的性格特征。秦朝的雕塑家们不仅塑造了不同的外形特征，而且还创造了不同的个性和气质：有的聪慧机敏、血气方刚，有的深谋远虑、运筹帷幄，还有的老成持重、遇事不惊……雕塑家们在艺术上的处理是如此的出色，以至于我们感觉到他们距离自己并不遥远，都是实实在在、有血有肉的人物。
像这种规模巨大，在思想性和艺术性等多方面都有很高水平的雕塑艺术，不论在我国还是在世界的历史上都是罕见的，无愧于“世界第八大奇迹”的美誉。
将军俑(陶制，出土于陕西临潼秦始皇陵兵马俑坑)秦
雕像中的将军身材高大，前庭饱满，双目炯炯有神。他头戴燕尾长冠，身披战袍，胸前覆有铠甲，双手相握置于腹前，或许左手本来还按着什么武器。他的神态刚毅自然，沉稳平静，表现出身经百战、临危不惧的大将风度和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百倍信心，是当时秦朝威震四海的强大军队中上层武官的真实写照。
陶马(陶制，长203厘米，高172厘米，出土于陕西临潼秦始皇陵兵马俑坑)秦
秦代，战马在作战中居于最重要的地位，牵引战车和骑兵都需要优秀的马匹。据说，当时秦朝的战马在飞跑中一步可以跨出两丈多远，如此剽悍的骏马在秦国剿灭群雄的战争中曾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这些马的形象在当时的艺术品中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秦俑坑中出土的陶马就是这种形体骏美、健壮且善于奔跑、勇于冲锋陷阵的战马形象。
这些陶马的身体比例都十分匀称，全身轮廓优美，肌肉富于弹性，骨骼和肌肤都有非常细腻的起伏变化。其中马的头部是艺术家们着力表现之处。虽然它只被概括为几个大的块面，但表情丰富，耳、鼻、口、目都刻画得十分深入。战马的头部是向上抬起的，双目圆睁，鼻孔翕张，微微张开的嘴似乎正在发出嘶鸣。它们好像正处于警觉的战备状态，体内积蓄着无穷的力量，一旦听到号令，就会立即腾跃而起，冲向敌营。骏马头顶那披散的鬃绺，更增加了整个作品的动态。
立马(花岗岩制品，高168厘米，长190厘米，约创作于公元前117年，原立于陕西兴平县道常村西北的霍去病墓前)西汉
西汉时期的中国雕塑艺术成就，突出表现在大型纪念性石刻和园林的装饰性雕刻上，其中汉朝骠骑将军霍去病墓石刻就是留存至今的一组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大型石雕作品。
秦末汉初，我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匈奴空前强盛，侵扰中原，构成了汉朝的严重边患。武帝刘彻即位后，决定进行反击匈奴的战争。山西平阳(今临汾西南)的一位年仅18岁的青年，被汉武帝任命为校尉随同大将军卫青出征，屡建战功，他就是后来令匈奴闻风丧胆的霍去病。霍去病前后参加和指挥了六次重要战役，公元前121年，他率军大破匈奴，第二年深入突进到张掖一带的祁连山，控制了河西地区，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最后终于击败匈奴主力，把匈奴余部赶出塞北。这次战争的胜利，不但使汉朝解除了边患，而且打开了通往西域的河西走廊，为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以及远东与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创造了条件。可惜这位年轻的将领24岁就病逝了。在他生前，汉武帝曾下令在长安为他修建府第，他婉言谢绝说：“匈奴未灭，何以家为?”表现了崇高的为国忘我精神。为了表示对这位功臣的恩泽，汉武帝赐予霍去病陪葬自己陵寝的特殊待遇；为了纪念年轻的将军，命令把霍去病的坟墓建成一座小山模样，以象征将军生前征战过的祁连山。
现存霍去病墓石刻共有14件，均以花岗岩雕成，以动物形象为主，烘托出霍去病生前战斗生涯的艰苦。霍去病墓石刻群雕在中国雕塑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不仅因为它年代久远，是整个陵墓总体设计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更重要的在于它打破了汉代以前旧的雕刻模式，建立了更加成熟的中国式纪念碑雕刻风格，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些作品以其简洁的造型，粗犷的风格，宏大的气势，不仅寄托了对英雄的歌颂和哀思，也反映了正处于上升时期的汉朝统治阶级那生机勃勃的精神面貌。
这件《立马》就是整个群雕作品的主体。作者运用了寓意的手法，雕刻了一匹肥壮矫健的战马镇静自若，岿然屹立。马腹下缩着一个仰首朝天的匈奴首领，在狼狈挣扎。他手里攥着弓箭，龇牙咧嘴，状极凶悍，可是已无法挣脱重如泰山的战马的镇压。这一静一动形象地显示了西汉对匈奴战争的胜利。匈奴首领形象的凶悍，表明了战争的残酷与胜利的来之不易。这件圆雕虽然没有霍去病将军的形象，但却能使人们想象到他当年驰骋疆场的勃勃英姿，从而缅怀他为国家、民族贡献青春的祟高精神，铭记他的丰功伟绩。这一马一人高度概括了霍去病一生的建树，比起直接表现将军跃马横戈，则更精练更含蓄，也给予观者更多的想象余地。
整个作品风格庄重雄劲，深沉浑厚，寓意深刻，耐人寻味，既是古代战场的缩影，也是霍去病赫赫战功的象征。雕塑的外轮廓准确有力，形象生动传神，刀法朴实明快，具有丰富的表现力和高度的艺术概括力，是我国陵墓雕刻作品的典范之作。这种把圆雕、浮雕与线刻有机结合起来，既自由又凝练的手法，增强了作品的整体感和重量感，既保持了岩石的自然美，又富于雕刻的艺术美。这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发明创造的优秀雕刻语言，它一直作为中国传统雕塑的主要表现手法，流传至今。
龙门石窟奉先寺力士(石刻，河南洛阳龙门奉先寺)唐
这是位于奉先寺北壁东侧的金刚力士，这位金刚力士个子有103米高，他拧头面向东方，立眉瞪眼，张口欲叱，浑身肌肉隆起，左掌立于胸前，右拳支在胯上，气势强猛，神色威烈，有临战对敌、呼之即出的劲头。
麦积山石窟供养人像(泥塑)宋
唐朝开元二十二年的大地震使麦积山大片崖面坍塌，石窟寺陷于荒芜，因此仅在少数洞窟残存初唐的遗迹。唐以后，宋、明两代在此进行过相当规模的修缮和重建。第165窟中重塑而成的供养人像(供养人就是出资开窟造像供养的信徒)，高230厘米，双眼上挑，薄唇小口，是特色鲜明的宋代作品。塑像未经彩绘，仍保留泥胚的黄色。她肌肤丰润，神采飞扬，站在她身边几乎能感到她的呼吸和脉搏跳动。
(三)部分附图介绍
人面方鼎(通高385厘米，口长298厘米，宽237厘米，商代后期青铜器，1959年出土于湖南省宁乡县黄村，湖南省博物馆藏)商
鼎为商至西周时期流行的方鼎造型样式，立耳，柱足，耳穿为拱门形，上端两侧呈突起的尖角形，较为特殊。耳外侧有阴刻夔纹。鼎腹长方形，口略大于底部，四隅有觚棱。圆柱形足部上端铸兽面，下有三道弦纹。鼎腹内壁有“大禾”2字铭文。
鼎腹四面铸有浮雕人面，底部填云纹。人面上五官的表现与商代青铜、玉器上所见的人面形象不同，眼睛不作“臣”字形，眉毛刻成细密的斜排线，口阔，额、颧、颏部高低起伏，变化柔和，具有较多的写实成分，为同时期青铜器中所少见。但耳部则是图案化的C形，耳的上方有较细的钩云形，耳下部有爪，所以它并非现实生活中的人面形象，而是一种神异的形象。有学者认为它与黄帝四面的传说有关。
人面在鼎腹所占面积很大，下颏直抵于底部，感觉十分突出。饰于鼎腹正面的面形扁阔，侧面的较接近于真人的面部比例，虽有宽窄的区别，但面部特征完全相同，表现出当时的艺术工匠在塑造技术上已能非常娴熟地掌握缩、放的比例关系。以人面形为鼎腹装饰，此为青铜器中仅见的孤例。
青铜人头像(青铜、金，高47厘米，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藏)商
三星堆遗址，1986年出土于四川广汉，年代相当于商代后期。出土物中包括青铜人像、人面像及一些不明功用的大型雕塑。人头像(或面像)的刻画极其夸张，眼、耳极大，眉毛宽阔，眼为杏叶形或呈柱形凸起，初步推测可能与祭祀有关，被认为是早期巴蜀文化的代表。三星堆青铜雕塑风格奇伟夸张，与中原面貌迥异，从铸造工艺看已相当成熟。
在这件作品中，人物似头戴平顶帽，粗眉大眼，眼呈杏叶形，中央起棱，但不刻画双睛。三棱形鼻梁，大嘴紧闭，云雷形竖直耳，耳垂穿孔。脑后编发，并插发笄。脖颈很粗，颈下铸成倒三角形，似可插嵌在物体上，但作何用途尚不可知。头像表现手法夸张而近乎变形，面目冷峻、狞厉，具有一种肃穆神秘的宗教意味。
长信宫灯(通高48厘米，人高445厘米，青铜制品，鎏金，出土于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刘盛之妻窦绾墓)汉
这是一件通体鎏金的铜灯，上面刻有“长信尚浴”等铭文共65字，所以被命名为《长信宫灯》。这件作品作为日用灯具，设计精巧，结构合理，整体形象是跪坐着的一个宫女，左手托住灯底部，右手则与灯罩连为一体。整个灯分为头部、身躯、右臂、灯座、灯盘和灯罩六部分，是分别铸造后合在一起的。灯盘可以转动，灯罩则能自由开合以调整灯光所照方向及亮度的大小。宫女的右臂和身躯相通，烟气可以通过右臂进入体内，并留下烟灰，以减少室内油烟的污染。值得注意的是持灯宫女的形象，她身穿广袖长衫，动作自然而优美，面目端庄清秀，头略向前倾斜，目光专注，神情疲惫而小心翼翼，表现出一个下层年轻宫女所特有的心理特征。
《长信宫灯》造型装饰轻巧华丽，一改以往青铜器皿的神秘厚重，显得舒展自如，接近人世生活，说明汉初青铜器在注重它的装饰性的同时，也开始注意实用价值，是一件实用和美观高度统一的工艺美术品。
瓦当(直径144厘米，陶，1974年陕西凤翔祈年宫遗址出土，现藏陕西省博物馆)战国
此为奔鹿纹瓦当，泥质灰色，圆形，瓦当上刻画了一只正在奔跑的鹿，形象生动，自然流畅。
昭陵六骏之飒露紫(浮雕，高148厘米，宽182厘米，原在陕西礼泉县，现收藏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唐
六骏”是唐太宗李世民在唐朝建国战争中先后乘骑过的六匹骏马。李世民即位后，为追念它们的功劳，特命工匠制作了这六块石屏式浮雕，并亲自撰写了颂词，由大书法家欧阳询书写，刻于昭陵北阙下。
这六块浮雕塑造了六骏站立、奔跑、徐行的姿态，其中“飒露紫”和“拳毛”两块保存得最完整。飒露紫为立姿，前面的武士是李世民部下大将丘行恭，在攻打东都洛阳的战斗中，李世民的坐骑飒露紫中箭，丘行恭孤身救驾，石刻描绘的正是丘行恭为飒露紫拔箭的情景。飒露紫神态镇定，前腿挺立，肩颈由于疼痛而肌肉紧张，身体微向后倾，表现出它正在主动配合救援者的治疗，充分显示了在这生死关头战马与人之间的情义。
整个作品线条流畅，弧线与直线结合完美，刚柔相济，起伏转折得当，对战马形、神的刻画都把握得很好，是我国雕刻史中塑造战马形象最杰出的一组作品。
霍去病墓石雕之人与熊(石刻)西汉